今年，是弗朗西斯·福特·科波拉执导的《教父》（TheGodfather）公映五十周年。这部经典的黑帮类型片兜兜转转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，是不少电影人和观众的电影启蒙。

在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、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看来，科波拉作为美国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，在《教父》中大胆运用大光比、低影调的手段，开场戏让明星的脸庞深深陷入黑暗中，这是反古典好莱坞惯例的。“他故意不采取常规操作，对演员大量的用顶光，这样就使得马龙·白兰度的眼睛深深地藏在两个深坑里。塑造出了那种老谋深算，深不可测的感觉。”

《教父》剧照石川介绍说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中国电影艺术正处在想要彻底脱离戏剧，进而确定自己独立美学价值的时期。“电影作为一个综合艺术，它的表现手段也是综合性的，体现在光影、影调、色彩、音响等等方面。那个年代，电影作为综合艺术，本体上的艺术手段是在迅速提高的。国内院校在八九十年代讨论《教父》的影响，主要在这方面。除了《教父》，还有《巴顿将军》——之前国产电影的人物塑造比较公式化、概念化，如何从传统的禁锢当中跳出来？这些电影给了我们一些借鉴。”

左起：《教父》《教父2》《教父3》海报《教父》的成功，“代表着一种新的电影制作模式崛起”尽管在过往中国第五代导演的访谈中，也曾带出过对《教父》电影影响认知的吉光片羽。比如，陈国星导演在拍摄《孔繁森》期间，男主演高明为了克服高原反应导致记不住台词的问题，拍摄现场，导演就把他的台词写好贴在一切可见的物品，甚至对手戏演员的上身。这同《教父》拍摄时，科波拉导演给男主马龙白兰度提示台词的手法可谓如出一辙。

“这可能只是一个巧合。”石川说，“片场上的灵机一动，不好讲谁启发了谁。况且八十年代介绍《教父》拍摄背景故事的书籍在内地的市面也见不到。”石川甚至怀疑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内地，即便是电影学院“象牙塔”中的师生也很少有人看过《教父》全片。“那个时候，这种片子进国内还是挺困难的，即便是北京、上海的观众看这样的片子也基本都是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，比如不定期举办的某某电影周上。而且像《教父》这样的片子，版权费用非常贵。是以八十年代人们看到的西片，基本上都比它们在海外上映要晚很多年，可能都已经是人家的二轮、三轮放映以后，甚至不要钱说你们拿去放吧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，随着电视机、录像机在中国大城市的普及和出现，内地家境比较富裕的电影爱好者，倒是可能会通过从香港流入的盗版VHS录像带看到《教父》。“这应该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情了，看过的人也寥寥无几，非专业的观众根本没有接触到类似影片的渠道，我自己都是九十年代才看的《教父》。”

石川回忆说，年自己读研时，学校附近有一家录像厅。“老板热爱电影文化，他手上有很多世界名片，谈起获奖影片也如数家珍。我们几个同学就每个星期集体去包场看几部电影，看得越多，越能打折，我们就拼命看。我记得有一次一口气通宵看了五六部。当时看片环境挺恶劣的，录像厅里空气十分污浊，座位也不舒服。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，我们接触到了很多世界名片，除了《教父》，《红色沙漠》《八又二分之一》等等都是在那看到的。类似《教父》的录像带在香港市场上是有卖的，翻录的录像带在八十年代末、九十年代初流入内地。后来还出了VCD。”

中国内地对《教父》的认识，除了影响本身，相关的书籍是观照这一问题的另一维度。石川介绍说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人所能看到的电影书籍，基本还是苏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译著，“包括东欧匈牙利的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的那本《电影理论》（中译名《电影美学》）。年，电影理论家邵牧君的《西方电影史概论》出版，算是给大家打开了一扇窗，之后才有了崔君衍翻译巴赞的那本著名的《电影是什么》。”

在石川看来，在新世纪内地电影产业的概念建立起来之前，我们对于介绍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的书籍并不重视。“九十年代的时候，大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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