俗话说，行百里者半九十。

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国科技发展的轨迹怕是再合适不过了。虽然中国当前的博士毕业生数量全球第一，论文规模全球第一，工业门类全球最为齐全，但才到一个中间节点，如果不能突破这个中间节点，下半场的游戏就没我们什么事儿了。

为了突破这个节点，中国社会必须认清两点：第一，技术发展必须和市场需求紧密结合；第二，国家必须支持大企业做得更大，大企业必须支持中小企业，抱团才能有奇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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倪光南的大溃败

大家都知道，倪光南和柳传志在联想发生了一系列争执，在争执中，倪光南落败，柳传志选了贸工技路线，专心搞组装，倪光南在联想留着也没事干了，干脆离开了联想。

离开联想后，倪光南的芯片梦并没有结束，而是又发起了一波冲击，可惜的是，并没有成功，咱们今天就先复盘下这事，看看有什么启示。

早在年，那时候我国改开还不到十年，就有几位科学家向政府高层提出，我国要走自己的高端科技路线，由于这个计划是年3月3日提上去的，所以后来由邓公亲自批准的方案就叫“”计划，也叫“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”。

倪光南年离开联想后，计划还在运行，他想继续做芯片方面的相关工作，于是就和一家叫“方舟科技”的公司合作，继续搞芯片项目，那是年，当时，倪的想法是，我国自己研发的芯片，配上Linux操作系统，打造国产的Wintel联盟。

尽管当时联想不投钱，但是国家当时的产业扶持资金也很充裕，这个方舟项目就非常受重视，重大专项、计委、信息产业部都出了钱，共同助力芯片研发，省部级干部和副总理都去现场听了工作汇报，可见这事的规格非同一般。

芯片也很快量产，然后搭载Linux操作系统，国产PC俨然要自立门户了。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，很快北京市政府办公采购，批量购买了以国产芯片为基础的机子。这事可不是小事，当时和现在不一样，那时候电脑还非常贵，普通老百姓家里买这玩意的比较少，大规模采购电脑的主要是政府大学什么的。

不过很快就遭到了内外施压，外部好理解，微软说中国违背了市场原则，搞贸易保护，当时中国刚加入WTO，还是很介意别人说的，甚至基辛格访华的时候也跟大领导聊了这事。

这一点之前说得多，不过最近几年来看，根本不是国产芯片落败的主要原因。最关键的是给北京政府换了机子后，工作人员们惊讶地发现这软件什么的太难用了，有无数bug，性能也差，用户体验更差，根本没法开展工作，所以基层闹得非常凶，最后北京市只好把以前的装备换回去，这样大家怨气才平息。

到此为止，倪光南团队的努力基本告吹了，如果连政府都不采购，那又卖给谁？既然卖不出去，这玩意一直研发下去还有啥意义？而且产品是依靠迭代来改进的，大家玩过Beta测试的游戏就知道，一个产品刚开始的时候，往往bug无数，需要大家不断挑毛病，一边玩一边改bug，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地迭代，才能慢慢改进。

所以最难的事情，就是bug一堆的情况下，大家还愿意用。那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基本只有两种情况：

第一，你的产品非常便宜，不少人的预算根本没有选择；

第二，你填补了一个空白，不用你的根本没有其他选择。

微软产品刚开始也是有无数的小毛病，但是当时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，大家一边用一边给Windows找毛病，迭代了几代之后终于稳定了。如果不满足这两个条件，基本别想卖出去，就算在政府内部强行推，最后的结果是连自己人都发飙。

再回过头来看，当时芯片国产化面临一个基本无解的情况，首先我们跟西方差了好几代，如果自研的话，倒也能研发出来，但是性能不行，良品率不足，产品根本没有任何性价比可言，如果一直卖不出去，仅仅停留在实验室，作为一个实验室产品，那最后也不会有啥意义。

那完全就没机会了吗？

当然也不是，从现在来看，发展中国家追赶之路没啥捷径可走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收入低，但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优势也是老百姓对收入的要求低，毕竟收入低成本也低，生产出来的东西能卖出去，我国改开后能迅速崛起，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东南亚爆掉之后，产能到了中国，我国成本低，出口产业迅速壮大，带动了上下游的同步大发展。

其实收入低还有另外一个优势，也就是西方那些产品在中国非常难卖出去，国货也就有了发展空间。

现在想想，微软真是走了一步高明的棋，在中国基本不管盗版（主要管企业，普通老百姓不管），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操作系统得收费，不少人甚至沾沾自喜盗版很爽，稀里糊涂用了这么多年，看着我们占了便宜，其实微软占得更大，从源头上堵住了我国自研操作系统可能性，毕竟我国搞的操作系统成本再低，微软直接免费，你们还能倒贴钱咋地？

但是操作系统可以白给，电脑不可能啊，从现在来看，我国当初的一个可行的发展策略是先搞一个功能简单的机型，哪怕只有国外功能的20%，价格也是20%，自然能卖出去，只要能卖出去，就能走下去，只要能走下去，那就有无限可能。

当然了，这个过程中需要优秀的有前瞻性的企业家，涉及前沿领域，向来都是一个人顶一万人，无论是科研还是企业，不存在说人多就可以替代某个天才的事，比如黄仁勋多年以前就意识到了人类在游戏和人工智能的大爆发，这些年深耕显卡，英伟达的市值已经是好几个英特尔了，如果没有任正非，中国在硬科技方面也乏善可陈，不过一点都不用怀疑，沙漠上长不出来大树，雨林里却很常见，我国现在生态正在形成，中国后续也会出现越来越多这种人。

操作系统这玩意听着很玄乎，其实也没那么夸张，我国出现过几个基于Linux的操作系统，但是大家都用惯了Windows，而且还是免费的盗版，没人愿意切换，最后都湮灭了。

中国国产操作系统落败，也跟我们以前很少思考“用户体验”有关，停留在“能用就行了”，跟国外一比，产品缺乏竞争力。其他领域也差不多，在90年代，很多企业因为分配进口产品在部委会议上拍桌子骂娘，因为相比人家的产品，我们的太粗糙了，大家都想要进口的器材，谁也不想要国产的。

这几十年里，西方公司教会中国企业最重要的一个知识，就是“研发要根植于需求”，不是为了研发而研发，而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，改善用户具体体验，积攒得多了，产品就有了竞争力。比如驰名非洲的中国“传音”手机，因为音量大、适合歌舞，摄像技术更好匹配了非洲兄弟姐妹们的肤色，深受当地消费者的喜爱，市占率超过50%。

华为早期走的也是“简单便宜”路线，农村包围城市。当时任正非就意识到欧美厂家势不可挡，但是他们的产品都卖太贵，只能卖给一些财大气粗的客户，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客户都有钱，你可以卖给一个人赚，我是不是也可以卖给个人，每人赚1块，不也了吗？

所以前期华为一直生产便宜的低端货，回笼资金后迭代研发，慢慢向高端靠拢，直到有一天，华为可以生产出比西方功能更强服务更好、但是便宜很多的产品，西方那些企业就都得转型了，事实也是如此。

中国互联网行业能够用20年时间里追赶至全球G2的水平，也和中国的产品经理们善于观察用户需求，小步迭代，不断完善息息相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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